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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”邮票设计这班车:杨白子

[日期:2009-08-07] 来源:中国设计60年  作者:曾雪 [字体: ]

来源:中国设计60年 作者: 2009-08-06 16:57:34

文/曾雪
 
    有人认为:“‘文革’邮票的设计是奉命之作、跟风之作,完全谈不上有什么‘方寸美’。”这句话有些偏激,实在不敢苟同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:“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应该是为那一代存在;它毫不破坏和谐,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的要求;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,再一代就会有它自己的美,新的美。”(《生活与美学》)我们应当以这种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审视“文革”邮票的设计特色,从中得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。
 
初叩邮票设计之门
 
    杨白子,女,1939年11月生,原籍广西桂林。196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装璜专业,从事邮票设计工作十年。设计过《服务行业中的妇女》、《普无号》、《红旗渠》、《轮船》、《工业产品》、《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》、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》等19套邮票(含与人合作)。1976年后从事书籍装帧工作,退休前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编审。
 
    1965年夏天,杨白子从广州美术学院装璜专业毕业,分配到邮票发行局从事专业设计工作,她和卢天骄、潘可明、陈晓聪组成一个女子四人小组,共同承担《服务行业中的妇女》邮票的设计任务。她们在北京郊区的通县观察理发、餐饮、医护行业,在房山县跟随背着竹篓的售货员爬山送货,在列车上、汽车上了解列车员、售票员的工作,随后根据生活体验各自构思画出草图,再经过多次协商、修改,最终完成了10幅图稿。
 
    这套编号为特75的邮票,因“文革”开始而成为那个年代最后一套特种邮票。这套邮票属于宣传画一类,画面并不复杂,都集中反映了主题——服务行业也是为人民服务,是光荣的。 10-1为“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”。主图是怀抱毛泽东著作、英姿飒爽的服务行业女职工,上端是“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”的大幅标语。前面是金灿灿的向日葵。 10-2为“一切工作为革命”。主图为列车员微笑地帮老大娘背东西,挽着老大娘的胳膊送她出火车站。她们身旁是一辆列车。 10-3为“农村卫生员”。主图是肩背药箱的卫生员行走在乡间小路上,背景是金黄的田野和田间劳动的农民。表示卫生员送药下乡,为农民治病。从画面可看出她行路很艰辛和兴奋。 10-4为“保育员”。主图是保育员领着孩子们做游戏。 10-5为“清洁员”。主题为手拿着扫帚、身背着垃圾和清洁员正在清扫马路。 10-6为“理发员”。主图为手拿吹风机和梳子的女理发员,背景是镜子和理发工具等。 10-7为“汽车售票员”。主图为手拿票夹和铅笔、肩背票袋的女售票员。背景为公共汽车和树木。 10-8为“背篓商店售货员”。主图为身背装满花布等商品背篓的售货员行走在乡村小路上,背景为梯田和山丘。 10-9为“食堂服务员”。主图为一手拿筷子一手端饭的食堂服务员,背景是清洁整齐的碗柜和保温桶。 10-10为“乡村邮递员”。主图为邮递员背着“中国人民邮政”字样的背包,骑着自行车奔驰在乡间大道上。自行车上的邮袋里放着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等报刊。
 
   “红旗渠”这套邮票以雕刻版的线条和点子,作出松树山石的轮廓形象和主要层次,辅以影写版的色彩和层次的细部变化,产生了英姿挺拔、瑰丽多彩的印刷效果。 《服务行业中的妇女》是为了歌颂妇女在经济建设特别是服务行业中的重要作用而发行的。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张蕴为发行“服务行业中的妇女”特种邮票提词: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,以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,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为出发点。以各个服务行业岗位的先进人物为榜样,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,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。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、革命的好战士、人民的好勤务员。” 赶上 “文革”邮票设计这班车邮票这一艺术形式,一直令杨白子心驰神往,而命运的安排让她不早不晚地正好赶上“文革”邮票设计这班车。邮票发行局宋局长曾经描述邮票这个“国家橱窗”时用16字作了生动概括;“天上飞的,地下走的,古今中外,上下千年。”那令人心潮激荡的话语很快就被“文革”的大潮所淹没。
 
    “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”邮票文革期间从1970年8月1日开始,纪特票不再分为纪念和特种,一律以编号发行,编号邮票中志号第一套的就是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全套6枚彩色印刷,在杨白子设计的邮票中,《智取威虎山》是她的代表作。第一枚邮票图为杨子荣,第二枚为深山问苦,第三枚为穿林海,第四枚为发动群众,第五枚为胸有朝阳,第六枚为胜利会师。在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》邮票中第二枚也有智取威虎山。有邮友对编号票1-6《革命现代京剧〈智取威虎山〉》提出两个问题。一是对军服提出质疑,二是这套邮票发行的间隔时间长达一年又五个月,是新中国邮票之最,原因是什么。原来江青本人不仅要求“样板戏”的剧本和演出场面要“三突出”,而且要求对外宣传的宣传画和剧照也要一律体现“三突出”的创作原则。而事实上“样板戏”的许多公开亮相的剧照都是由江青本人亲自审定的。杨白子回忆说,这套邮票的第一稿设计出来后送交国务院宣传组王曼恬审查。王的意见是“所有邮票的图稿都必须是江青审定的剧照”。于是杨白子不敢怠慢,在中国京剧院的帮助下,完成了五幅剧照的筛选,即邮票上的1—5图。军服与剧照息息相关,这就更进一步地证实了邮票上杨子荣等人的军服突显的“文革”特殊年代的特征了!这套邮票是1970年8月1日发行的,但8月4日才补发了通知。但8月1日只发行了第一枚“杨子荣剧照”和第三枚“穿林海”。两个月后发行了第二枚“深山问苦”、第四枚“发动群众”和第五枚“胸有朝阳”。又隔了近15个月发行了第六枚“胜利会师”。一套邮票分两次发行并不鲜见,间隔几个月在“文革”中更是家常便饭,而分三次发行的也绝非《智取威虎山》一套,还有“文7•毛主席诗词”和“文14•南京长江大桥”。但一套邮票前后拖了近17个月可谓绝无仅有!这套邮票的第六枚是一开始就定好的,而非一年半载后追加的,因为1970年11月1日发行的《严惩入侵之敌》为编号7,已经为“胜利会师”留出了6号位。据悉原先第六枚为“会师百鸡宴”,场面大,人物杂乱,在场景上无法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,与“三突出”不符,使设计一度陷入困境。后来杨白子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现了一幅杨子荣与少剑波、常猎户、小常宝四人在红旗前握手亮相的剧照,尽管在风格色调上上与前五枚有些许差异,但仍是很不错的一幅。尤为重要的是这幅剧照也是经过江青审定过的,符合审定部门的要求,的确令设计人大喜过望。经过一些技术处理,就用这一幅“智取威虎山”一场景的近镜头特写,但小常宝的衣服和杨子荣身上的“值星带”更红更醒目了,英雄人物也随之更突出了,由此留下样板戏“不断修改”的印记。这枚邮票拖了近17个月后才问世,上述的周折显然是原因之一。
 
    《智取威虎山》是根据小说《林海雪原》改编。剧情简介:1946年冬季解放战争初期,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,由某部团参谋长率领的一支追剿队,进入深山老林,发动群众,消灭土匪,巩固后方,配合解放军粉碎美蒋进攻。威虎山工事复杂,不宜强攻,只能智取。侦察排长杨子荣沿途侦察,在常猎户父女的帮助下找到土匪线索,并缴获了座山雕垂涎已久的“秘密联络图”。通过提审土匪栾平,又掌握了“百鸡宴”的情况。在杨子荣的请求下,经过党支部委员会和战士民主会的讨论,参谋长派杨子荣改扮土匪,假借献图,打入威虎山。栾平逃到威虎山,给杨子荣带来严重威胁。杨子荣临危不惧,机智沉着,抓住敌人虚弱的本质主动进攻,处死了栾平;又按计划布置好“百鸡宴”,将匪徒全部集中在威虎厅用酒灌醉。这时,追剿队和民兵及时赶到,与杨子荣里应外合,全歼了顽匪。留守组的日子
 
    1969年5月,邮票发行局被撤销,邮票设计人员大多数被下放到湖北“五•七干校”劳动,只留下较年轻的杨白子与张克让、李大伟以及库房的几个作为留守组,合并到北京邮票厂。由于设计是第一工序,他们同属军事化编制的第一连,在凹印车间制版室内为们安排了小桌椅。大家一起学习,一起挖防空洞、制砖、烧窖(邮票厂负责全宣武区的防空洞用砖),还要定时下各车间当班,还有居委会按人头派下的砖坯任务。《普无号》邮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,杨白子当时为胶印车间双色机设计了“工农兵”(《普无号》第一组)以及一些邮资信封,因时间比较急,审批也顺利。其后战备票的设计,从开会决定选题到拿出方案也是仅7天时间。那时画邮票,车间里不方便就跑到库房外侧的小房间干,“文革”以来的几本画报成了手上仅有的参考资料。这是一个短暂的计划失调的时期,《普无号》邮票设计上的不统一和印刷组糙,就是明显的印记。待邮票组成立,在三车间有了专用办公室,有些选题因早作计划,还可以有时间摆弄木刻刀搞几色套印的版画图稿,设计也就逐步走上正轨。 “邮票寻回自己的特色” 杨白子用一句话概括“文革”邮票设计前后的变化:“邮票寻回自己的特点”。非常中肯恰当。歌德说:“巨匠在限制中表现自己”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邮票设计家们面对的,不是邮票的方寸票幅限制,也不是邮票印刷技术的限制;而是极左思潮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政策上对邮票设计创作的粗暴干预和束缚,致使“文革”邮票一度成为清一色的“语录牌”和“宣传画”。著名邮票设计家孙传哲痛心地说:“我深切感到这一时期是我国邮票设计、发行上的倒退”。 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”。富有正义感、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的邮票设计家,只要有机会让他(她)拿起画笔设计邮票,他们就千方百计在种种“限制”中让“邮票寻回自己的特点”。这就是努力发掘中华民族、中国人民最优秀最本质而又最适合于在邮票上表现的题材;最大限度地调动邮票的各种原素——票形、票幅、色彩、边框、文字、布局等,使每一幅设计图稿最适于邮票印刷,其艺术效果又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,这一时期发行的“文”字邮票和编号邮票有人认为“是国际邮票史上的极为奇特的一组邮票”。长期以来,对于“文革”邮票的设计特色与艺术风格,人们总是一言以蔽之:“红太阳、红海洋、大票幅;人像多、口号多、文字多”,似乎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肯定或借鉴的东西。对这方面的研究,是一个薄弱环节。细心鉴赏“文革”邮票,你会发现:从“文”字邮票到编号邮票,它们的设计不是一成不变、千篇一律的;它们中间有明显的阶段性、每一阶段的邮票设计都“告诉”我们丰富的历史信息。从新中国邮票史的整体看,“文革”邮票并非孤立地产生和存在的,它与此前的老纪特票及后来的JT票,在邮票设计的特色与风格方面,存在一定程度的承传关系。
 
 
参考资料: 1. 《难忘的十年——“文革”邮票设计故事》 杨白子 《集邮》 2002年第5期 2. 《 情满方寸——追忆著名邮票设计家潘可明》 宋晓文 3. 《“文革”邮票设计特色研究》黄继光
 
 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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